改革后的农村，百废待兴，地方上除了把集体养殖的牲畜和部分农耕机具分到个人，土地进行大包干，还要普及文化教育。

在上级教育部门的督促下，为了让山村的孩子就近读书上学方便，荷塘村根据上级指示，当然也要办一所学校。

过去的生产队委会改成了村委会，村委会决定把原来大集体时的两间牛舍改成学校。

村委会找了一部分人，把这几间房子里里外外重新粉刷，又在靠西头的一间房子的山墙上用蔴匹剁碎，用石灰和些锅灶黑灰泥上一块黑板，在地上用白碱土用四根木棍夹着用榔头敲出了一道道两边留有走道的土墙，把这一道道的土墙表面用细土泥的光匀滑溜，作为学生上课用的课桌。然后，又用铁铲在土墙的下面挖了一个个小洞洞，让孩子们上课时把双腿伸在这个小洞洞下面。这样一所简单的教室就完成了。

村干部和管教育的上级领导意见，根据地方村名的称呼命名，这儿就叫“荷塘村民办小学”。

上级给这个学校分来了一位某师范学校毕业的曾老师任教，其实，后来听人家说，这个曾老师是自愿报名到这个边远山区来教学的。

学校办好了，教师也来了，村委会就专门抽出一名青年干部带领着曾老师，挨门挨户地去动员学生入学。

根据上级要求，儿童的入学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八，达不到，也要达到，完成不了这个任务，这个村的领导就要挨批评。

经过宣传和动员，村里的孩子热闹起来了，他们个个背着妈妈或者奶奶给缝制的简单的小书包，男男女女相互拉着手，高高兴兴地上学去。

可是，兄弟姊妹多的，家庭生活实在困难的，对于乡村办学还是想不通，他们不让自己的孩子读书。

这件事情又给曾老师带来了一个大难题。为了完成入学率，达到大部分儿童都能到校读书，这个任务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曾老师为了完成任务，也把此项工作看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一边自己抽时间去做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长的工作，一边又协同专管教育的那个青年干部一起上门去说服动员。曾老师向这些不愿意入学儿童的家长耐心地宣传学文化的重要性和没有文化的苦楚和难处，要他们想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到校读书。可是，再怎么苦口婆心，仍然有不少适龄儿童得不到学习的机会。家长说，必须让他在家带小弟弟或者小妹妹，要不就必须帮着家长做家务，还有的要孩子上山打柴拾草，说离了孩子大人没有办法种地，再说，土地包产到户，哪个能不顾自己当前的实际情况呢？

曾老师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密，他要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批改作业，自己早上比谁都起得早，晚上比谁都睡得晚，他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去找村里的负责教育的干部一起去动员不能入学的儿童家长，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好说歹说，就会又有几个孩子来到学校读书了；无奈的是，有的人家真是不好说服；有的甚至蛮不讲理，但仔细想想，人家说的也有些道理。有的家长说，俺的孩子就是我们这个家离不开她的大忙人，除了带小的，还能在大人农忙时帮着做饭，喂猪，拾柴火等等，总之，孩子虽小，也能帮着大人做不少大事小事。还有的家长说，读书没有用，说咱穷人不需用文化，识字也得干活，大文盲也照样种庄稼。

也罢，谁能替老百姓想的这么多啊，当官的又有几个能真正看到弱者的难处呢？曾老师面对的是多少有知识的聪明人呢？有时候，他也只能是面对现实，对农村的事儿回报上级时不得不有点儿瞒着掖着的行为。

曾老师的家属在附近的镇上工作，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孩子都是在姥姥家让姥姥给照顾着的。

曾老师吃住都在学校附近村里给盖的一间简单的草屋子里，这里又是卧室，又是办公室。他还在老百姓的帮助下，自力更生找些木棍在这间小屋子的旁边盖了一间简易的小厨房，在村里边找一个内行的村民帮着磊上一口小灶，自己做饭吃。看起来，曾老师的生活很朴素。

曾老师每个星期在此地上了五天半的课程，星期六的下午，他就骑着自行车到镇上和家人团聚。

根据上级的通知，曾老师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白天教适龄儿童七——十周岁以内的孩子读书，晚上必须负责扫除年龄在十周岁以上——二十五周岁以内的青少年文盲。

这个扫盲任务很艰巨，扫盲对象基本上都是些社会青年人，他们的队伍很庞大，思想也很复杂。可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大家非常需求文化知识。

曾老师是个非常勤劳而又甘于付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