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与１９８０年之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罢经年，全党工作中心已开始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转移，中国仿佛正在跨进一个崭新时期。+x.i!a/o~s′h￠u\o\h?u·.~c!o,m+但人们又都朦胧地感到有那么一两件似了未了的大事，这其中之一，就是对林彪、江青这两个篡党阴谋集团主犯如何处置。

在那个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使之具有权威性、稳定性、连续性，被视作防止“文革”重演的一剂良药，而为人津津乐道。但“批判的武器”总不如“武器的批判”更令人信服，人们期待从林彪、江青两集团主犯的依法制裁上，得到一个证实。

中秋时节，五届人大常委会议决：成立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两集团案。消息传出，举世瞩目。绝大多数国人，关注的是这伙祸国殃民的恶魔，受到严厉制裁的结果，以平抚内心怨恨的感情波澜。而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及涉身感受的差异，外国人更关注审理的程式和判决是否合乎法律的规范与公正，并由此推断中国未来法制建设的走向和推进的速度。.新￠顽.本?鰰?戦_ .醉?芯^章~结·庚¨芯·哙*因此在“两案”中为罪犯辩护的律师，成为外国记者追踪的热点。

的确，法律的尊严与公正，是靠检察官、审判官、律师三方共同维护的。在西方，律师拥有“护法使者”的美誉。但由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道德传统濡染，编织“护法使者”桂冠的，不是鲜花和橄榄枝，而是带刺的荆棘。谁替罪大恶极的妖魔辩护，谁就可能同妖魔一道，在公众的心目中遗臭。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吧，关于“两案”的追述，时下出了不少，对公诉方、对检察方、对审判方的描写，洋洋洒洒。其任务之艰巨、其工作之繁难、其对应之机敏、其正气之凛然……应写尽写，无需复加。而对同样是为捍卫法制权威与公正，受法庭指派的律师们，他们如何忍辱负重，抛开也曾受罪犯迫害的感情恩怨，承受着传统道德的社会压力，则无文从这一视角着力刻画。!比￠奇,中￠蚊?王′ `更~芯·最`全.

想到这些，内心便有种去弥补某些缺憾的冲动。我怀着对把个人情感压抑在心灵最小的角落，将护法视为第一生命的人的景慕，叩响了张先生的家门。

被召集到一起时，这些往昔雄辩潇洒的律师，话语无多，气氛凝重／

指定的第一位组长坚辞不就

初见张先生，我的印象是他不太像几经唇枪舌剑后等待别人定夺的律师，而更像手攥裁决之权的大法官。微微下弯的嘴角，透着绝不轻易放弃自己成熟观点的执拗。难怪江青只同他见了一面，就断定“那个姓张的律师，是个什么‘长’字号的吧﹖一看就像代表官方的。”他出语温文尔雅，毫不急促，后发依然能够制人的自信和睿智，含而不露。

我虽然不了解“两案”审判的内情，但仅凭对中国国情及意识氛围的熟悉，也能推断出：不会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两案”的主犯们辩护。张先生证实了我的推断，“我们没人是自己找上门的，都是被法庭动员出来的，而且是苦口婆心的动员。”

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成立后，司法部副部长陈卓，受命负责法庭管理工作。这包括法庭的布置，法庭的保卫，提供执法器具，组织律师辩护，联络证人出庭等等。辩护组成员的名单很快拟就，以北京、上海的专职律师和法学家为主；恰巧当时有两个法正在酝酿推出，一些外地的法学家来京讨论，又从中挑选了数人，共１８人，都是刑诉圈内知名人士。

陈卓亲自出马，按图索骥，不料一开始就吃了一瘪。原定辩护组组长、北京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陈守一，不仅对组长一职坚辞不就，而且在推荐由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甘雨霈替代自己后，反复声明对辩护组的工作一概不闻不问，理由是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结果时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张思之，不得不勉为其难，担任辩护组组长，陪着陈卓，去动员其他人。

１７名组员，悄悄地住进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他们被告知要严守秘密，甚至不能与家人联系。但是还是有人走漏了风